它只能反映其制定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制度需求，并且只能容纳具有一定时空延展性的制度愿景和理想。
[35]参见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很明显，行政许可期限是一项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影响巨大的事项，行政机关未告知许可决定与未告知相对人许可期限，其结果反差是极为明显的。
因为对过失行为的归责，同样是一种客观审查。[70]参见何海波:《论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76-77页。[19]譬如，既然裁量决定未考量某些应考量的事项，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那么法院也可以直接认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如果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行政机关考量了某些应考量的事项，法院还可以认定行政机关做出的裁量决定证据不足。[2]自此，我国的行政诉讼堂而皇之地进入合理性审查的时代。这是因为在刘云务案中，从被告行政机关对原告车辆既不调查核实又长期扣留涉案车辆且反复要求刘云务提供客观上已无法提供的其他合法来历证明的行为看来，已经明显地表明，行政机关存在裁量权不当行使的主观故意。
[19]参见郑春燕:《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第62-65页。[30]换言之，它允许价值进入到司法裁判中，但却又通过利益权衡的过程与理由限制个人恣意。因此，行政机关如果未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行使裁量权，自然也会构成裁量不当。
作为主观面向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与作为客观面向的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分别代表了行政裁量的行为无价与结果无价两个方面，由此并列成为两种相互独立的行政裁量审查标准。而如果否认明显不当审查标准适用于行政程序，或者以其他实体性的审查标准审查行政程序，则又意味着行政程序并不存在合理性问题，只有程序合法与程序正当的问题。[27]如果说，现行法律是一张由过去的立法决定和司法决定或习惯法的种种传统所构成的不透明网络的产物,[28]那么，法律这种行为规范所具有的先天的滞后性，往往无法为新出现的事物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79]五、 结 语当裁量将由法律和制定法所承认，则裁量意味着有权自主判断，但为实现裁量的最佳决定，拥有裁量权的行为者需要苦思冥想。
过失不可避免地含有与个人无关的和不公平的关于责任和谴责的判断。[17]因此，平等原则首先表现为一纯粹形式原则，法院只要确定两个案件之间存在相同或者不相同之事由即可。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按照传统的形式合法性审查的要求，在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之下，不仅行政机关而且包括法院，其实都只是从客观上在探求法律上的唯一正确答案。[6]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还有一项独立的行政裁量审查标准，就是滥用职权。[40]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显失公正有可能是因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所为，当然这同时属于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实施的行为一定是不公正的，但这种不公正不一定是明显的和构成显失公正，显失公正可能因滥用职权而造成，但却不都是因滥用职权造成的。法院在该案中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其实是在进一步确定行政机关主观上的恶意形成了客观上的不当。
[54][美]乔治·P·弗莱彻著:《刑法的基本概念》,王世洲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41]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在裁判技术上，比例原则通过对两相冲突的利益进行对比衡量，以维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21](三)利益均衡的原则审从司法审查的结果与过程来看，在张小利案和苏州鼎盛案中，尽管法院对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实施了实质性的审查，但在明显不当(或显失公正)审查标准构成的判定上，其实仍然遵循着一种形式化或规则化的处理技术：或基于同案对比，或严格适用法律规则。
关于主观故意的认定，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展开：首先，行政机关如果存有不正当乃至非法的目的或动机(意欲),当然构成故意。二是，在1999年行政复议法中，直接将明显不当作为行政行为可予以撤销或变更的独立审查标准，实际上与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显失公正基本相当。
[37]如果行政主体虽有不当，但尚未达到显失公正之结果，那么便不属于滥用职权违法，而是行政不当。[79]参见杨登峰:《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指正》,《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7-30页。
在本案中，法院首先明确指出，当一项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出现时，基于竞争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考虑，不能一概将其排斥于市场之外，否则经济发展就会渐渐缓慢直至最后停滞不前。[43]详言之，在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领域，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分别代表了行政行为的行为无价和结果无价两个面向。而在本案中，原告陈超通过网约车进行运营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符合一般社会认知，且被告并无证据证明车费是否已经结算完毕等具体的违法事实。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不仅要遵循实体法规范，同时还要遵循程序法规范，否则同样构成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只不过，2014年行政诉讼法将明显不当增列为撤销与变更行政行为的一项独立的审查标准，因而其在审查范围上又明显超越了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范围，而扩展到了所有可诉类型的行政行为。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
譬如，在苏州鼎盛食品公司不服苏州市工商局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18](简称苏州鼎盛案)中，原告苏州鼎盛食品有限公司(简称鼎盛公司)因其对I will爱维尔与乐活LOHAS连用标识的使用系商标性使用，该标识与东华公司乐活LOHAS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其行为侵害了东华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苏州市工商局商标局据此对其处以50万元罚款。[45]即，滥用职权之所以强调是主观审查而不是客观审查，是因为其要判断的不仅仅是行为客观上是否引起了法所禁止出现的事态，而且要看这种法所禁止的事态是否为具体的行为人主观意志的表达，受到行为人故意的支配。
[18]参见苏州鼎盛食品公司不服苏州市工商局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0期,第36-41页。[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如有观点认为，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属于非常不合理的行政处罚,[8]明显不当，其主要特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政行为虽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却明显不合情理或不符合公正要求。[33]朱新力著:《司法审查的基准——探索行政诉讼的裁判技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那么，其能否被作为评判行政程序违法性的标准呢?关于这一问题，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88号张道文、陶仁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67](简称张道文案)中，得到了肯定的体现。[13]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存在偏袒一部分而歧视另一部分的行为，且导致处罚结果畸轻畸重，来确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24]参见陈超诉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客运管理行政处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2期,第45-48页。[48]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拖贝尔著:《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50页。
[42]参见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理解适用与适用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9]马怀德主编:《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页。
[36]尽管滥用职权审查标准仅适用于那些主观故意的行政行为，但这些行政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也要存在不当,而且这种不当还不能是一般的不当,一定是要达到明显不当的不当,法院才可以审查，这是行政裁量审查中司法权介入行政权的根本界限所在。尽管在利益均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法官的个人价值取向，进而产生瓦解法治而出现人治的风险，[29]但比例原则本身就是一种旨在保护个人宪法权利的分析工具和裁判工具，其立足于限制公权力滥用的理念。
面对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在司法判定上存在的模糊性难题，通过观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及其他典型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经由我国法院裁判实践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了同案对比的事实审、规则适用的法律审以及利益均衡的原则审等三种判定技术。[64]参见李建良:《论行政法上之意思表示》,载廖义男教授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新世纪经济法制之建构与挑战——廖义男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我国台湾地区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28页。
但其并未说明什么是平等或不平等以及如何的相同或不同的对待处理。[9]其二，从行政裁量合理性要求的角度，不管是不当还是公正,均指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授予的目的或要求。[23]譬如，在陈超诉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客运管理行政处罚案[24](简称陈超案)中，原告陈超从事网约车客运服务，被告济南客运管理中心认定其行为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对其处以2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譬如，在刘云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31](简称刘云务案)中，为确定被告对原告刘云务的车辆既不调查核实又长期扣留涉案车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再审法院同样采用了利益均衡的比例原则进行判定。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公安机关未出警,当然构成对法定程序的违反。[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9页。
[14]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院在认定行政处罚构成显失公正的过程中，其实并非在适用某项法律规范，或者解释某个法律概念，而是在确定两个案件之间的类同性，即基于另外一个案件来确定当下案件中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构成性。因为，行政许可的期限是行政许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期限长短的不同，所产生的利益大小就不同。
二、 明显不当标准的司法判定技术在学理上，对于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在何种情况下会构成明显不当,一般从两个方面判定：其一，从语义本身的角度，无论是明显还是显失,其词义都代表了一种程度。为消解这一困境，在显失公正审查标准仍停留在行政处罚变更领域的情况下，其唯一出路就只能是扩展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内涵，即将其从主观故意扩张到所有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认为滥用职权是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严重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的总概念。
